电话挂断的瞬间，张瑞那张脸上的颜色，比调色盘还要精彩。先是震惊的煞白，嘴唇哆嗦着，像是冬天没穿够衣服。接着是懊悔的铁青，额角的青筋一根根爆起，随着粗重的呼吸跳动。最后，一切颜色都褪去，化为一种见了鬼的惨绿。整个办公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连敲击键盘的声音都消失了。几十双眼睛，或明或暗，全都聚焦在老板张瑞和他面前的倒霉蛋，我表弟李浩身上。上午那场单方面的咆哮还在耳边回响。那张被撕成碎片的请假条，还静静地躺在垃圾桶的最上层，像一具被肢解的蝴蝶尸体。现在，刽子手本人，却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
我们约好了，等我这个项目做完，拿到尾款，就去付个小房子的首付。
我正把洗衣机里的衣服往外掏，客厅里传来钥匙拧动门锁的咔哒声。是公公遛弯回来了。我抱着满怀的湿衣服，探头朝客厅看了一眼。“爸，回来啦？今天挺早……”话没说完，我就卡住了。公公身后，跟着一个陌生女人。那女人看着五十多岁，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外面套了件米色针织开衫。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站在九八年夏天的尾巴里，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画报。
电话里，她第N次强调：“这次这个姑娘，绝对好！本科，长得又白又净，在一家外企做行政，文静得很！”
李浩把车钥匙还给我的时候，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略带夸张的感激。
地铁里的人不多，空气中混杂着雨水的潮气和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我靠在冰凉的玻璃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灯火，脑子里一团乱麻。
天很阴，像一块湿透了的灰色抹布，拧不出水，就那么沉甸甸地压在人心上。
所以，当那个穿着巴宝莉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找到我时，我并不算太意外。
头像还是那张万年不变的西装革履证件照，一丝不苟得让人想给他松松领带。
住的是厂里分的筒子楼，一长条走廊，两头是厕所和水房，中间挤着十几户人家。
不是电影里那种缓慢的、悲壮的下沉，而是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断裂声，猛地一头扎进黑暗里。
“不像她这种离了我就不能活的寄生虫，一点本事都没有，还总有不切实际的梦想。”
“不像她这种离了我就不能活的寄生虫，一点本事都没有，还总有不切实际的梦想。”
我叫李浩，三十五岁，就在半年前，我还是别人口中那个“年轻有为的李总”。
柳石明，唱过《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搭档郭兰英二十余年，舞台下却连一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琢磨着晚上是点外卖还是把冰箱里那块冻得像石头的五花肉解冻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刘慧芳打断我，“我女儿一个黄花大闺女，被你这样糟蹋了，你还想逃避责任不成？”
期末考，我们班平均分甩了第二名20多分，成了全市首个“成绩与课堂活跃度双第一”的班级。
凌晨三点的居民楼浓烟滚滚，18岁的李浩听到“救命”嘶吼，竟穿着内裤光脚撞开邻居家门！当轮椅上的老人被困火海，这个刚成年的男孩顶着灼热气流舍命冲刺，连拖鞋都来不及穿。救出老人后，他冻得发抖的腿上沾满烟灰，却咧嘴一笑：“总不能看着人烧死吧？”